烏衣鎮(zhèn)歷史之《烏衣文韻》第一篇【烏衣史略(上)】
《烏衣小考》
——黃玉才
【概述】2005年7月，滁州市委三屆六次全會通過《關于實施東向發(fā)展戰(zhàn)略加快奮力崛起的決定》，融入長三角、接軌南京都是全在全市上下形成共識。隨即，南譙工業(yè)開發(fā)區(qū)、南譙政務新區(qū)相繼南遷，與浦口區(qū)接壤、已淡出人們視線數十年的烏衣古鎮(zhèn)，再次成為投資興業(yè)的熱土。
正是在這樣的一個時代背景下，挖掘整理千年古鎮(zhèn)文史資料被擺上議事日程。2013年4月，由時任區(qū)政協主要領導牽頭，專門成立烏衣文史資料搜集整理辦公室，從相關部門抽調人員，一方面從方志典籍中尋找蛛絲馬跡，一方面深入是滴查訪知情人和實物資料。期間曾冒著酷暑驅車前往浦口、全椒、明光、來安等縣市區(qū)方志和檔案部門，與專家學者座談討論，多方查找相關線索，并專程赴南京大學、武漢大學檢閱古籍舊藏，歷時兩年，最終形成今天擺在我們面前的《烏衣文韻》一書。雖歷辛與苦，身心有可慰。
【烏衣史略】
一、烏衣緣起
《丹陽記》曰：烏衣之起，吳時烏衣營處所也。江左初立，瑯琊諸王所居。
也就是說，烏衣乃因三國東吳時期駐扎烏衣營而得名（營中軍士皆著黑色制服）。這里降到，“烏衣營”并非吳國的軍隊，先江左而江右，從司馬伷到司馬睿，是“瑯琊諸王”圍攻和進駐吳國都城的駐營。史載，西晉武帝咸寧五年（279年）十一月，鎮(zhèn)東大將軍、瑯琊王司馬伷率軍自涂中出兵攻吳，次年二月吳王孫皓遣使送璽請降。所以說，烏衣營當為司馬氏嫡系部隊。由于年代久遠，我們現在所看到的《丹陽記》，是清王謨輯《漢唐地里書鈔》（中華書局1961年9月1版）中的剪輯本。
《丹陽記》這句話有沒有權威性？
回答是肯定的。《丹陽記》為南朝山謙之編纂的南京地區(qū)歷史上第一部方志，其實，所在轄區(qū)隸屬丹陽郡，故名《丹陽記》。后來學著對書中內容特別是這句話作了較多引用。例如，南北朝劉義慶《世說新語》中之上卷（四部叢刊景明袁氏嘉趣堂本）、宋吳曾《能改齋漫錄》卷四（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）、宋周應合《景定建康志》卷十六（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）、清姚振宗《隋書經籍志考證》卷二十史部十（民國師石山房叢書本）等，上述重要古籍皆引述了《丹陽記》中的這句話。
同理，因烏衣營遂有秦淮河畔的烏衣巷。東晉時期，烏衣巷先后住過兩戶顯赫人家，一時東晉第一任丞相王導，一是孝武帝時期的宰相謝安。“二相”的共同特點是，位高權重、家族勢力龐大。“舊時王謝堂前燕，飛入尋常百姓家。”唐代著名詩人劉禹錫《烏衣巷》一詩，既道出了“王謝”兩家的“不同尋常”，同事也對后世關于“烏衣”一詞的認知度產生了很大影響，例如清代乾隆時期的著名書畫家、收藏家高鳳翰為其外甥王民中舉題寄的賀聯：
桂香秋薦，錦字龍蟠標赤幟；
杏苑春輝，宮花燕賀入烏衣。
不在難看，“烏衣”在舊社會只是分子眼中已然成為“顯貴”的代名詞。
二、烏衣老街形成的年代
設置烏衣營，并不代表烏衣集鎮(zhèn)（老街）的形成。烏衣老街最早形成于南宋。
羅暢于康熙41年撰寫《烏衣浮橋街道文樓碑文》（光緒《滁州志》），文中首段即考證烏衣至少形成于南宋德祐末年（1276年）。清文淵閣四庫全書卷二百八十六《南宋名占賢小集》載南宋詩人潘檉《自滁陽回至烏衣鎮(zhèn)》一首。史載，潘檉曾隨使臣出使金國，陸游《劍南詩稿》有《送潘德久使薊門》（德久是史潘檉的字），潘檉的這首詩，應是寫于出使歸來的途中。
明滁州籍兵部尚書胡松《重建通濟橋記》云：“滁于宋元前固僻左安閑之壤也。國朝兩都并建，斯要以沖。”羅暢一文介紹，烏衣老街在明萬歷初年尚有“古烏衣巷”的木牌坊，這一點與明代文學家屠隆《灌木園記》“移家滁之烏衣鎮(zhèn)，即古所稱烏衣巷”吻合。文徵明《烏衣鎮(zhèn)望滁州諸山》、王陽明《滁陽別諸友》、陸光祖《一宿庵記》均寫于明正德、嘉靖、萬歷年間，可以做出印證。
綜上所述，烏衣古鎮(zhèn)當在南宋時期已具雛形；在明萬歷以前，街巷已具規(guī)模。
三、“滁陽首鎮(zhèn)”出處
縣級《滁州市志》（方志出版社1998年10月版）第81頁介紹烏衣“宋德祐二年，即有滁陽首鎮(zhèn)之稱”。
滁州地處滁河之北，歷史上人們習慣稱滁州為“滁陽”。如，南宋詩人潘檉詩《自滁陽回至烏衣鎮(zhèn)》、明代王陽明詩《滁陽別諸友》、明知州戴瑞卿所修地方志名之為《滁陽志》；明清兩朝，在滁南門外迎恩橋西設立驛站，名“滁陽驛”。作為滁州轄下的烏衣鎮(zhèn)，與南京隔江相望，滁河為蘇皖交界，其地理位置、水陸運輸、經濟總量為滁州轄鎮(zhèn)之冠。清嘉慶十八年（1813年）《烏衣同善堂碑》亦有“念烏衣為滁陽首鎮(zhèn)”之語（《滁州文物志》1987年內部版）。
那么，宋代有沒有“鎮(zhèn)”的建制？
《新唐書·兵志》：“唐初，兵之戌邊者，大曰軍，小曰守捉，曰城，曰鎮(zhèn)……”宋高承《事物紀原》：“民聚不成縣而有稅客者，則為鎮(zhèn)，或以官監(jiān)之。”由此可見，唐代僅在邊關地區(qū)設鎮(zhèn)，宋代才把鎮(zhèn)作為僅次于縣的一個行政單位，置巡檢司，設巡檢（從九品）、巡吏各一名。最典型的一個例子，要數宋景德四年命名的景德鎮(zhèn)。
但是具體到“德祐二年”似不科學，因為德祐二年正月，元軍主帥伯顏已帥軍進駐皋亭山（杭州東北），宋王朝奉表稱降。此后，宋全太后、皇帝趙顯被擄往北方，元軍分兵向廣西、福建推進。在這樣一個兵荒馬亂的特殊年代，稱烏衣為“首鎮(zhèn)”，于宋于元皆不合適。從目前掌握的史料來看，“滁陽首鎮(zhèn)”當界定于南宋。
四、烏衣浮橋的形制
筆者少時多次前往烏衣浮橋。起初是由于好奇一探究竟，后來對岸入駐一戶油坊，往返成為生活必需。當時所見到的浮橋，是三條木船用木制的跳板串聯，跳板只容得下一個人行走，倘若對面來人，只能在船艙避讓；一條粗大的繩索貫穿兩岸，將一排船只固定。
那么，烏衣浮橋最初的形制是什么樣子？
烏衣浮橋始建于清康熙乙亥年（1695），最早關于浮橋的描述是清康熙四十一年《烏衣浮橋街道文樓碑文》：“但橋之立，距今甫八年，堅木壞，鐵絙斷，舟衣袽，石毀泐……”意思是說，才八年的時間，浮橋就出現木頭損壞、鐵索斷開的現象，只能用破衣破布堵塞船漏，兩岸用來固定浮橋的石頭也毀壞開裂。這里出現關于浮橋的一組關鍵詞：堅木、鐵索、船只、石頭。康熙年間的烏衣浮橋營造成本較為昂貴，索是鐵索，船與船相聯的是成排的質地堅硬的木材，否則不會有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也參加募資的佳話（詳見本書人物篇《朱樸仙》一節(jié)）。
隨著時代的變遷，繩索取代了鐵索，跳板取代了排木，清嘉慶十九年《重修浮橋碑記》便有“橋船損爛，板跳傷殘”的記載。易拆易合是為了方便清流河通航。清陳作霖《游滁記》（《續(xù)修四庫全書·集部·可園文存》卷九）記述了作者光緒壬寅年受邀江寧水西門登舟，“宿烏衣鎮(zhèn)，挑燈共話，擁被不眠，……將抵滁城，膠沙舟滯，乃登岸緩行，步入衛(wèi)署”。作者返程仍是水路，“水順風逆，過烏衣鎮(zhèn)不泊，乘月夜行，天水一色，波動搖金……”字里行間顯而易見，滁寧之間水路通航，烏衣浮橋因需拆合。浮橋變得簡易，演變成當代人看到的模樣，也就不難理解了。
